“白银时代与苏联文学之间有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强行切割，但文学和文化上的传承却是始终没有间断的，也不可能被完全切割。”
傅小平：有一个问题，你在《布罗茨基传》里也有提到，就是布罗茨基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又可以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就像他自己引阿诺德的话说的那样，是“用诗歌代替信仰”。与此相应，现在我们分析当下诗人的问题时，往往也把原因归结为诗人没有信仰。
刘文飞：写诗的人不一定要有信仰，但一定要信仰诗歌，信仰文字，信仰诗歌史上的大诗人。
傅小平：当然，布罗茨基不曾为对诗歌的信仰而陷于迷狂，虽然他“诗人是语言存在的手段”等观念，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倾向。我读布罗茨基的过程中，就特别为他异乎寻常的清醒而震惊。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朋友洛谢夫对他的一个重要判断，也是清醒。我还注意到，布罗茨基在《体育场演讲》里提到“无论如何也不要把自己放到牺牲者的位置上去”。他的确没有把自己当成牺牲者，而他对“牺牲者”的理解，也不只是停留在政治牺牲的层面上，而是上升到了人类生存意志的高度。不过，布罗茨基的每一次“牺牲”，都没有像曼德尔施塔姆那么悲催，而是得到了丰厚的回馈，这看起来也特别耐人寻味。
刘文飞：布罗茨基不愿意展示“受难”，不仅仅是担心被利用，而且更是担心因此变得庸俗和廉价。至于“回馈”“回报”之类，或许更是布罗茨基最难以接受的概念。“清醒”是他的护身符，“拒斥”是他的通行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他独特的个性及其价值。
傅小平：布罗茨基和同样不以牺牲者自居的索尔仁尼琴之间的关系，却似乎很是微妙。作为流亡俄语作家的代表人物，两人同样被驱逐出境，同样是后来流亡到了美国，却没有更多的交集。布罗茨基也只是在《空中灾难》一文里对索尔仁尼琴有所提及，而且并没有给出很高的评价。
刘文飞：布罗茨基和索尔仁尼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即均为被苏联排挤出去的流亡俄语作家，而他们两人的差异却似乎体现在一切方面，无论性格还是身世，无论民族还是价值观，无论创作的主题、体裁还是风格。在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两人对于故国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叶利钦的邀请，凯旋般地返回祖国，他从阿拉斯加出发，飞越白令海峡，伴着朝阳降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然后乘火车一路西行，走走停停，在每个大站都下车“视察”，接受“膜拜”；而布罗茨基在接到俄联邦政府宣布恢复他国籍、并邀请他回国的邀请时却说：“我失去的是苏联国籍，我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从苏联解体的1991年到他去世的1996年，他一直没有前往俄罗斯。
傅小平：话是这么说，苏联作为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但“苏联文学”还有人提，回溯俄罗斯文学传统，这个阶段也是绕不过去的。这一时期，苏联国内有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主流作家，也有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等非主流作家，国外有纳博科夫、蒲宁、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流亡作家。而白银时代与苏联时期在时间上也有重合，你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刘文飞：白银时代与苏联文学之间的确有一个政治学意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强行切割，但文学和文化上的传承却是始终没有间断的，也不可能被完全切割。比如，像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甚至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作家，说到底都是白银时代的产物，他们也影响到了苏联时期的众多作家和诗人。
傅小平：据你了解，俄罗斯国内对苏联时期文学总体上作何评价？
刘文飞：对于苏联文学的总体评价，俄罗斯同行与我们的观点如今都相差不大，在一段意识形态化的文学重估之后，大家都逐渐冷静了下来，只看作家作品的好坏，也就是说，根据具体作家和具体作品的文学性来做出相应的文学史评价。只不过，大家如今已经很少使用“苏联文学”这个概念了，而多用“20世纪俄语文学”这样的表述。
傅小平：俄罗斯国内对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也会有重新评价吧？我记得上次和你交流，你说到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最为我们熟知的是小说，但他的成就其实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你还说到《日瓦戈医生》的成就，远不如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你做出这样在不少读者看来颇具颠覆性的判断，是主要根据你阅读和翻译的经验，还是俄罗斯国内普遍持这样的评价？
刘文飞：《日瓦戈医生》当然也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但是与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诗歌相比，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些小说杰作相比，它似乎还是有些相形见绌。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也许受到了纳博科夫等小说家的观点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围绕着这部小说的许多轰动事件，比如西方世界的炒作、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铺路”、好莱坞的“抒情”改编等等，反而让我对这部小说心生了一些偏见。与这部小说同时写作、主题大致相同、在苏联也同样曾被查禁的另一部俄语小说《生活与命运》，却是一部真正的小说杰作，如今已经被很多人誉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帕斯捷尔纳克是在把诗歌带入小说，写成了一部“诗体小说”，而格罗斯曼则主要是在继承俄国小说叙事的强大传统。
傅小平：说得也是。在我感觉里，国内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苏联时期也像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说我们对苏联解体以前的俄罗斯文学有多了解，对此后的俄罗斯文学就有多隔膜。总体感觉当代俄罗斯文学处于低潮期，也似乎没有贡献出世界级的作家和诗人。我们对当代俄罗斯文学也只有碎片化的观感吧。你也说到文学在俄罗斯有特殊的重要性，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依然重要吗？
刘文飞：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苏联解体后俄国文学的若干悖论走向》，我梳理出当代俄国文学的几个矛盾倾向：一是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与此同时，东正教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又开始了对文学的强势渗透；二是俄国文化中传统的文学中心主义的消解，与此同时，新的文学造神运动、国家层面的文学战略也在广泛推进；三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见光死，以及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潮流的此起彼伏。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说过一句名言：“诗人在俄国大于诗人。”我曾经把它改头换面为：“文学在俄国大于文学。”这句话似乎还适用于当下俄国。
傅小平：这样的表述大概也只有在俄罗斯才成立。我以前也想过文学为何在俄罗斯社会文化生活中咱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后来读到你那篇《俄罗斯文学是怎么做大的》有豁然开朗之感。你分析说，这是因为俄国文学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崛起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俄罗斯长期以来特殊的体制，又使得作家们能扮演社会良心、民族先知、民众导师等角色，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文学作品也逐渐被视为俄国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及新思想产生的源泉。同时，俄国横亘于欧亚大陆，使得俄国人的思维融合了东方人的感性、综合，以及西方人的理性、分析。而文学性的思想或思想性的文学，或许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最佳体现。这些观点对读者会有启发，我觉得有必要转述一下。我想补充问的是，俄罗斯文学里有以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为代表的阳光传统，和以果戈理、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恶魔传统。在你看来，是什么造就了俄罗斯文学的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在当代俄罗斯文学里有得以延续吗？
刘文飞：其实，任何文学中大约都同时存在着这两种传统，也就是阳光的传统和恶魔的传统，或者说是阿波罗精神和迪奥尼索斯精神。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俄国文学传统的理解过于单一了，过于“正面”了，以为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再到高尔基，整个儿都是阳光灿烂的，即便是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我们也都要把他们拉到正面的、批判的、教谕的这一方面来。在当代俄国文学中，这两种传统当然仍在延续，都有传人，不过，所谓“恶魔传统”相对而言似乎还得到了放大，苏联解体前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别样散文、女性小说等，其实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扩展。
傅小平：有意思的是，布罗茨基也似乎更倾向于“恶魔传统”。他对自己承继的深厚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真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分析对他有过许多帮助和提携的奥登，何以对他充满好感和好奇：“是因为他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故乡；更重要的是，奥登对那个将他驱逐出境的体制充满了厌恶。”而在《空中灾难》一文中，他还说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时间上的接近，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不幸的巧合。”这得怎么理解？
刘文飞：布罗茨基无疑是俄国文学的产儿，他曾说他用了四五年的时间“读完了”俄国文学，也就是说，他对俄国文学的把握是全面而又具体的。与此同时，他对俄国文学的把握又是高度私人化的，选择性极强的。比如，他更推崇俄语诗歌中理性色彩较强的诗人，如巴拉丁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
傅小平：这大概和布罗茨基的切身经验密切相关。想到一句题外话。国内几年前不是一度流行“打工诗人”的称谓么。有文章就说，布罗茨基不也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医院陈尸房搬运工、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吗？他还打过十几份工呢！但没听人称布罗茨基是“打工诗人”。说得也是，布罗茨基不仅没有被视为“打工诗人”，而是一开始就接过了阿赫玛托娃的衣钵。要是他活着，看到这样的称谓，一定会啼笑皆非的。
刘文飞：称布罗茨基是“打工诗人”，无疑是庸俗可笑的。我这么说，绝无半点轻视、贬低当代中国写诗的打工者们的意思，相反，我对这些诗人充满深深的敬意。我说这一称谓可笑，是因为它注重的似乎不是诗人的诗作本身，而是写诗者的身份。一首诗的好坏，与他的作者是一位高级白领还是太平间守夜人，并无半点关系；同样，也不能因为写诗者身处社会底层，就特意降低对于他的诗作的美学要求。布罗茨基早年的“打工”经历或许丰富了他的个人体验，为他之后的创作提供了某些“素材”，或者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促进了他的“个人意识”的发展和成熟，但最终使布罗茨基成为一位大诗人的，毕竟还是他的语言天赋和诗人灵感，当然还有他的勤奋和不懈。
“阿赫马托娃的诗是格律诗，其中的音乐性很难传导。不过，读诗，读翻译的诗，其实也应该注意到‘现代感’之外的其他诗歌属性。”
傅小平：如果一个人对俄罗斯文学，不是从整体，还有细部，都有深入研究，怕是很难像你那样谈得清晰、透彻。这或许部分得益于你有文学史意识，我感觉你是把翻译、研究俄语诗歌，当成系统性工程来做的。
刘文飞：到目前为止，我的俄语诗歌翻译其实是缺乏你所说的“系统性”的，但我正在做一件比较系统的俄语诗歌翻译工作，我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在两三年前开始出版“俄语诗人丛书”，每年出两本，计划出12本，把俄语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都列为翻译对象，用中俄双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四本：《普希金的诗》《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茨维塔耶娃的诗》《叶夫图申科的诗》，今年可能出版《莱蒙托夫的诗》《库什涅尔的诗》。这个翻译项目也得到了俄罗斯翻译研究院的支持。
傅小平：期待。在我印象中，你似乎没怎么翻译过阿赫玛托娃的诗，也大概没翻译过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虽然你翻译了《时代的喧嚣》，也翻译了《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刘文飞：其实这两位诗人我也都译过。阿赫马托娃的诗和散文我都译过，发表在一些期刊和合集上；至于曼德尔施塔姆，你提到的我翻译的那本《时代的喧嚣》，其实就是一本诗文合集。在我前面提到的“俄语诗人丛书”，这两位诗人都被列入了选题。
傅小平：印象之所以是印象，就因为它常常是不准确的。早年读过《时代的喧嚣》。听你说，我才想到这本书前面部分是诗歌。近些年真是出了不少俄语诗歌译本。就拿你翻译较少的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来说，前者有高莽、晴朗李寒等的译本，后者有王家新、汪剑钊等的译本。我想多半会有读者说，这不是资源浪费嘛！译本一多，更是让人无从选择了。当然，翻译诗歌本就是不可译而译之，恐怕没有一个译本能尽如人意，重译是经常有的事。
刘文飞：在任何国家，文学名著的重译都不可避免，也是必需的，我在选择翻译对象时，通常不太考虑是不是已经有人译过，是什么人译的，而主要考虑原作值不值得重译，是否能让读者接受，最重要的一点，重译能否让我自己有新的锻炼和新的收获。
傅小平：你也重译了《复活》，但这部名著已经有很多译本，像汝龙、草婴等翻译家的译本都很受推崇，你为何选择重译？或者说为何在托尔斯泰的三大名著里，选择这一部来进行重译？
刘文飞：重译《复活》，同样有很多偶然原因：首先，翻译此书的稿费比较高，有十万元，当然扣了税后也只有五六万，我花一年时间译一本书，得到五六万稿费，只算经济账其实还是得不偿失的，但比起国内出版社通常千字百元左右的稿费标准，这笔稿酬还算是比较高的。我想通过这个举动传递出一个信号：翻译也是值钱的，俄语翻译也是值一点钱的。从后来的效果看，这个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一些大社、名社的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稿费据说因此有所提高。
傅小平：好消息！翻译稿费有待大大提高啊。你没译过《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但你在相关文章里对这三部作品的分析，我读后颇有收益。你说到这三部作品，虽然不是三部曲，却可以看作是三级跳。如果说《战争与和平》侧重写历史，是托尔斯泰留给俄罗斯民族英雄的田园诗的话，《安娜·卡列尼娜》就是侧重写家庭，是他对不合理社会下不合理现象的社会学剖析，而《复活》则更多关注个人精神层面，也是他本人思想矛盾的深刻反映。
刘文飞：对，《复活》其实也是写的托尔斯泰自己的复活，因为这部小说的写作伴随着他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是60岁，我也差不多是在相近的年龄翻译《复活》的，整个翻译过程，就像是与他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托尔斯泰写了十年时间，这十年是他的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是他的道德探索最紧张的时期。这在《复活》里有深刻、真实的反映，我在翻译过程中的确体会到了之前在读这部小说时没有感觉到的东西。
傅小平：这也是一种“精神相遇”。所以，翻译也是需要契机的。在《我为什么要重译<复活>》一文里，你提到你在翻译过程中调整了小说的整体调性，并对其中具有地道俄国味的风俗等进行了“去俄国化”的归化处理。倒是想问问你，涉及到文学翻译，译者该怎么在“归化”和“异化”之间保持平衡？
刘文飞：我在最近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曾说：其实，任何一部翻译作品都是“归化”和“异化”的合成。他们后来还用这句话做了采访报道的题目。那么，从翻译理论上讲，“归化”就是更多地翻译成中国文学的语言，比如诗歌的话对方有韵律，我们可能翻译成律诗；“异化”的话就是翻译成所谓的“异国情调”。但理论是一回事，翻译是另一回事，我在翻译时其实从不考虑“归化”和“异化”的问题。但我在《复活》的译后记中提到了我的几种貌似“归化”的手法，比如把俄国度量衡改为中国人习惯的表达方式，尽量统一小说人物的姓名称谓，完全不加译者注释等，这些做法也未必就是“归化”手段。我后来在莫斯科的翻译家大会上介绍了我的这些做法，也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认可。
傅小平：总得说来，你的翻译也是很受同行和读者好评。有读者说你的译笔准确而优美。也有专家说你是翻译天才，可见对你推崇备至。
刘文飞：我不是什么翻译天才，翻译不像写作，也未必真的有什么天才，能出什么泰斗。在我看来，可以有天才的作家和诗人，却未必会有天才的翻译家，因为翻译毕竟是一种有限度的创造。一位“天才的”翻译家如果把一位平庸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了天才之作，这究竟是翻译之幸还是翻译之殇呢？就这一意义而言，所谓“译笔准确而优美”也是一个伪命题，前提是原作必须“准确而优美”。我近来观察到一个现象：同一代作家，他们写着写着，距离会逐渐拉大，也就是说，天才和庸才的老底儿逐渐就显露出来了；而同一代翻译家，如果他们始终在认真、勤奋地工作，到他们的成熟期，他们相互之间的距离会逐渐缩小。这可能表明，翻译是个匠人的活儿，锲而不舍，是可以长进的，是可能接近完美的。
傅小平：不妨由此说说，在你看来，好的文学翻译取决于哪些因素？
刘文飞：这个问题其实不言自明，也不知被多少人重复过多少遍：精通外语，同时有很好是中文表达能力。可是，我遇到过很多外语和中文都十分出色的人，他们却对文学一窍不通。因此，我想要搞文学翻译的人至少还应该具备两种素质：首先，良好的文学感知能力，也就是说，这能读懂一部文学作品，知道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其次，能坐冷板凳的毅力，文学翻译的金色光环早已不再，这是一项十分艰辛、却又没有高官厚禄的工作，要想做好，自然需要自己由衷的爱好和顽强的定力。
傅小平：这么多条件都符合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难怪为数极少的翻译家会被称为“翻译天才”了，当然就算是天才，也是有成长过程的。我查资料，看到有细心的读者注意到布罗茨基的同一首组诗，你在1995年出版的，由沈睿与王家新选编的《最明亮与最黑暗的》诗集里，译为《献给八月的新章》。到了2003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布罗茨基传》里，则是译成了《献给奥古斯都的新篇》。他还说，这两组翻译差别很大，前者有很多诗句让他摸不清头绪，后者译得清楚，诗行是顺畅连贯的，语调是和谐一致的。何以如此？你不妨自己解释说明一下。
刘文飞：呵呵，其实这两个译名都译错了！第一次读到这首诗，记得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是在一份俄文报刊上看到的，感觉不错，就译了出来，当时沈睿、家新在编诗集，就拿了过去。在俄语中，“八月”和“奥古斯都”是同音字，我就望文生义地译成了“八月”（当然，也是根据全诗的意境推测出来的，因为全诗的第一句就是“九月始于周二”，这里的“九月”误导了我）。后来我意识到，此诗标题中的“八月”可能是一个人，于是就译成了“奥古斯都”（还是没有注意这句话中的俄语语法，没有注意到这个单词是阴性）。再后来，我读到相关材料，知道这首诗是布罗茨基在流放地写给恋人巴斯马诺娃的，他借用的是拜伦写给他表姐奥古斯塔的那首著名组诗《写给奥古斯塔的诗篇》（Stanzas to Augusta）。也就是说，布罗茨基的诗题是借典，因此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写给奥古斯塔的新诗篇》。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也感谢网上那位细心的读者！这个例子或许可以表明，翻译文本就像一片凶险的雷场。
傅小平：可见准确翻译有多难！可能很多读者对比不同译本都会疑惑，同样一部原作，为何译本各个不同，有些区别还挺大？举个例子吧，收入布罗茨基《小于一》里的《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一文，你的译文和黄灿然的译文就有很大区别。单看副题，你译成“一篇悼词”，黄灿然译成“讣文”。全文最后一句，你的译文是：“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余烬，一块阴燃的煤，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黄灿然译为：“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篝火的残余，像一小撮余烬，如果你摸一摸它，就会被灼伤。”
刘文飞：黄灿然先生是杰出的英语翻译家，也是杰出的诗人，他是翻译布罗茨基最合适的人选之一。至于你提到的这段译文，区别其实没那么大。“悼词”和“讣文”的意思应该差不多吧？文章最后一句的原文是这样的：“She looked like a remnant of a huge fire, like a small ember thatburns if you touch it．”我们似乎是对“burn”一词的理解稍有不同，这个词既有“燃烧”的意思，也有“灼伤”的意思。我译成“燃烧”，是因为布罗茨基把这位诗人的遗孀视为“文化的遗孀”，是阴燃的俄国传统文化和地下文化的隐喻，说以她为象征的俄国文化随时有可能复燃。当然，我当时的翻译没有注意到原文中“大”（huge）和“小”（small）的对比关系，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我在引用这句话时是这么翻译的：“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大堆烈焰的遗存，就像一小堆余烬，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
傅小平：由此联想到布罗茨基的诗《祭阿赫玛托娃百年》，开头就写：“书页和烈焰，麦粒和磨盘/锐利的斧和斩断的发。”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给人以奇异之感，同时又体现了他特别强调的“语言的精准”。翻译要体现出这种奇异和准确，大概是有些难度的。比如“书页和烈焰”，“书页”改为“书本”，或是“烈焰”改为“烈火”“火焰”，读起来就没那么强烈的效果。在翻译这首诗里，你是否做过一些推敲？
刘文飞：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过分的推敲，只不过是在尽量准确地还原原诗中的用词和意象，“书页”在原文中就是“书页”，至于“烈焰”倒是我的升格，原本是可以译成“烈火”或“火焰”的。
傅小平：布罗茨基的诗，可能表达丰富，也特别有层次感，翻译时失去的东西会少一些。但就我读到的阿赫玛托娃诗歌中译而言，我总是疑惑，她的诗难道就这么像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吗？她可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啊。我读美国大诗人狄金森诗歌的部分中译，也有过相近的疑惑。我想这多半是她们的诗歌很难翻译吧，会不会越是看似简单的诗歌，越是难以译出那种原作的韵味？那对于翻译形式上趋于简单，但节奏、意蕴却比较优美的诗歌，你有何建议？
刘文飞：的确是这样的，越简单的诗越难翻译，不仅阿赫马托娃，普希金诗歌的汉译也有这个问题，李白诗歌的外译也有这个问题。阿赫马托娃的诗歌也像李白和普希金的诗一样，是格律诗，其中的音乐性很难传导。不过，读诗，读翻译的诗，其实也应该注意到“现代感”之外的其他诗歌属性，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太偏爱现代诗了，以至于对现代诗之外的其他诗歌遗产都视而不见，都很排斥。古典诗也有古典诗的韵味，格律诗也有格律诗的意境，未必都是“白开水”。再说，阿赫马托娃的诗其实也很现代，如同狄金森一样，她们诗歌中的生动细节，她们在使用语言时的节制，她们诗歌中面对存在的深刻的悲剧意识，其实都非常现代。
傅小平：布罗茨基也是很看重翻译的，他说：“毕竟，诗歌本身即是一种翻译；或换一个方式说，诗歌是心灵用语言翻译出来的诸多方面之一。”我还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布罗茨基翻译过中国古典诗歌。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诗是翻译中失去的部分”。我们总是问，诗歌在翻译中失去了什么？却很少去问，诗人在翻译中得到了什么？比如布罗茨基在他的翻译中得到了什么？
刘文飞：布罗茨基年轻时热衷翻译波兰语和英语诗歌，但到了西方之后，他却很少搞翻译了。布罗茨基并未系统地翻译过中国古典诗歌，他只是在自己的诗中“引用”过中国的一些诗句或成语，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逝者如斯夫”等。布罗茨基主要用俄语写诗，主要用英语写散文，但他的诗歌的英译本、他的散文的俄译本，都常常是在他本人的参与下被翻译过来的，这大约就是布罗茨基的翻译了。
“翻译之于我是一种能带来愉悦的智慧活动。我不是‘专业’翻译家，我的翻译往往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副产品，是我中文写作的参照物。”
傅小平：一路谈下来，感觉你有自己坚定的翻译理念。我从资料里读到，你早在1984年，就在文章《从一句误读的台词谈起》中，质疑焦菊隐先生翻译契诃夫《樱桃园》里的经典台词“新生活万岁”，应该译为“你好，新生活”。能够这么直言，在当时还是很需要自信和勇气的。
刘文飞：我对待他人的翻译，尤其是前人的翻译一向十分尊重，也很少出面对他人的翻译指手画脚，因为我深知翻译的不易，也深知翻译“很容易”出错。你提到的这些例子，其实是我出于学术考虑作出的“纠错”，是为了避免人们因为个别中译而对某些俄国作家及其创作产生误解。契诃夫从来没有高喊过“新生活万岁”，可是人们根据一句误译出来的台词，就来拼命拔高契诃夫的世界观，这就必须纠错了。
傅小平：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你没有沿用通行的翻译，而是译成《往事与沉思》，也是纠错吧？放在中文语境里，“往事与随想”读起来挺顺口，也挺有韵味的。在原作里或许是另外一回事，这一词之别，可有什么讲究？
刘文飞：赫尔岑的回忆录原文是《Былое и думы》，中译《往事与随想》出自巴金先生的译笔，因此影响很广。在中文里，“往事”和“随想”几乎构成一个绝配，十分漂亮，但后一个单词在俄语中意为“思想”“思考”“沉思”等，似乎要比“随想”更厚重、更严肃一些。赫尔岑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读过赫尔岑这本书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部厚重的思想著作，而非“随笔集”，赫尔岑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因此我主张译成《往事与沉思》。
傅小平：有道理！但《往事与随想》这个译名太深入人心了，要让读者习惯另一种译法，还真是不容易。
刘文飞：我的大学老师力冈先生曾把格罗斯曼的小说《生活与命运》译成《风雨人生》，后来再版此书时，他已经去世，我还是建议改成了更贴近原文的译法——《生活与命运》。我最近在主编六卷本的《俄国文学通史》，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部代表作，之前都译成《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我主张译成《莫斯科—佩图什基》，因为这个小说标题就是在模仿列车车厢上悬挂的标牌，再说，小说中描写到的列车和主人公也不仅仅是“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而是又返回了莫斯科。
傅小平：一个看似简单的译名后面，有这么多讲究。好的翻译，也是要的一个讲究。你曾感慨，契诃夫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汉语里遇到了汝龙。巴别尔也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汉语里遇到了戴骢。在你翻译的那么多诗人、作家里面，可有和你自己的风格高度契合，并且让你翻译能力得到最充分体现的？当然，你同时也强调过，译者的风格选择是被动的，译者要成为风格再现的多面手。
刘文飞：相对于汝龙先生和戴聪先生，我对于翻译对象的选择要稍稍被动一些，因为我不是“专业”翻译家，我的翻译往往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副产品，是我中文写作的参照物。我不大可能像他们那样，一生只集中力量翻译一个人。我想，我们这一代翻译家也不大可能像他们那样做了：一方面，可供选择的作为翻译对象的大家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翻译也不再是一个可以养家糊口、保持体面生活的谋生方式。
傅小平：文学翻译环境不理想，是个老话题了。很多译者都会感叹译事多艰，但稿酬低、收获少。但文学翻译又确实是很重要，用你译的普希金的话说，译者是文明的驿马，这句话也大概能道出了你的一些感悟吧。
刘文飞：我非常欣赏普希金的这句话，最早是在莫斯科翻译家大会上看到的，俄方组织者把这句话当成了首届翻译家大会的主题。我后来把这句话“偷运”进了汉语，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学的驿马》。不过，我倒是没有过多地感受到这个命题中的悲剧意味。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说到底是一种爱好，一种能带来愉悦的智慧活动，本不必有什么抱怨，就像下棋的人很少抱怨他下棋下得太累了，跳广场舞的大妈也很少抱怨她们跳舞跳得太累了。我搞文学翻译，也是乐此不疲的。
傅小平：想来你翻译俄语诗歌，也是乐在其中。你和诗歌圈颇有些往来，也听你感慨过诗歌生态不理想。我的感觉是圈子林立，圈子与圈子之间相互欣赏不多，真诚批评也不多，多的是缺少建设性的意气之争。从这个意义上，像北岛在《时间的玫瑰》里对很多译诗做出比较后直抒己见，倒是有些难能可贵了。其中，他对你的译诗表示肯定和赞许的同时，也有直接的批评。你读到过他的批评吗？如果读了，是否和他有过讨论？你觉得这样的批评，重要吗？
刘文飞：北岛那一组评论诗歌翻译的散文发表后在诗歌翻译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许多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他不懂英文之外的其他外语，却对多语种的诗歌翻译指点江山。不过老实说，我在读到北岛的文章后却没有太多的反感。这首先是因为，北岛是我最尊重的当代诗人，他出面评点诗歌翻译，其实表明我们的译诗对中国诗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次，他的确言之有理，比如他在文中提到我的“肺草”是误译，应该译成“蜜蜂”，我查了许多俄语字典，曼德施塔姆在诗中用的“медуницы”一词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肺草”，但“肺草和黄蜂吸吮沉重的玫瑰”的确说不通，后来问了俄国人，才知道“肺草”是“蜜蜂”的民间别称。北岛没有译错，是因为英译者已经搞清楚这个问题了（英译者显然比我更有责任心）。第三，把我的译诗和北岛根据英文译出的译诗对比着看，感觉到他的译诗的确更像诗，更有诗味。在这之后，我的译诗发生了一些变化。至少变得更简洁了，我从北岛那里学会很少用“将”“了”“曾”等时态用词，也尝试“点烦”式地去掉一些多余的“的”“和”等字眼。总之，北岛的批评文章对我的诗歌翻译有很大帮助。后来，北岛邀请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并担任他主办的香港国际诗歌节组委会委员。在港期间，我们几乎每天见面，一起吃饭，后来我们还多次一同活动，包括一同旅行日本等地。但是不知为何，北岛兄从未与我再谈起诗歌翻译的问题。
傅小平：无需多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了么。朋友的砥砺重要，奖项的回报也是鼓舞。你从事翻译多年，获得过一些重要奖项，2015年获普京总统亲自授予的“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更是引起广泛关注。联想到你在《布罗茨基传》里说：“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即使没有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仍然会存在；但如果没有了这些‘诺贝尔奖诗人’，当代世界诗歌的命运就很值得担忧了。”由此可见，你很是看重诺奖对于世界诗歌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诺贝尔奖诗人”所能产生的示范效应。不过，有些诗人就要质疑了，我们国内不是也有很多诗歌奖项吗？它们对诗歌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刘文飞：有奖总比没奖好，文学奖，尤其是诗歌奖，在文学相对受到冷落的当下，还是雪中送炭的善举。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真正的诗作和诗人并不是由任何一项文学奖造就的，他们的获奖往往都是一种“事后的追认”。在诗人和奖项之间或许存在着这样一个有趣的关系：如果奖项大于诗人，这个诗人就是受益于奖项的；如果诗人大于奖项，则是诗人在为他所获的奖项增光添彩。
傅小平：应该说，你在俄罗斯文学翻译、研究上已是成就斐然，仅编写、翻译的著作就逾百本，这在寻常译者眼里是不可想象的。毕竟不是团队作战，一个人的精力又很有限，何况你还有教学任务，你平常都是怎么安排时间的？
刘文飞：谈不上“成就斐然”，的确出了一百多本书，但是其中包括在不同出版社再版的同一种书。我的工作时间也谈不上什么“安排”，反正是从早到晚地工作，也没有休息日的概念。我之前在社科院工作，不用坐班，因此工作时间大体上是可以由自己控制的，这也就形成了习惯。
傅小平：数十年如一日醉心于翻译、研究，才有了你如今的成就斐然。但我想很多人功成名就之后，都会生出厌倦之心。所以有必要问问你，是什么支撑你孜孜不倦、耕耘不辍？今后还有什么计划吗？
刘文飞：我最近的主要文字工作就是前面提到的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写作和编纂，这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明后年必须完成。我最近在做的翻译工作主要是《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全集》，另外在重新校译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一书。洛谢夫是我的朋友，美国达特默斯学院俄语系教授，我2010年去美国耶鲁大学访学时，本想等他这本书的中译本面世后，带上新书去见他，不料他却突然去世了。此次重新校译他的这本书，也是想用他当年致敬布罗茨基的这本书来向他致敬。
（节选。全文刊于《野草》2021年第4期）